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趙忠賢學術生涯（一）

我國著名物理學家、超導專家、中國科學院趙忠賢研究員獲得了備受矚目的2016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我社《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簡稱”概覽“）收錄了趙忠賢的傳文。本文節選其傳文中主要學術生涯，以饗讀者。由于篇幅較長，本期只選取了其中前三部分，后續部分隨后奉獻給讀者。

目錄

趙忠賢簡介

一、步入科學殿堂的實習生

二、走上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之路

三、研究銅氧化合物高溫超導的日日夜夜

四、堅持不懈，梅開二度

五、追求超越，寄希望于青年

趙忠賢 簡介

趙忠賢(1941~)，遼寧新民人。超導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際陶瓷科學院院士。陳嘉庚國際學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理學博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64年中國科技大學畢業。歷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超導體材料研究室副主任、超導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世界科技工作者聯盟副主席；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發明協會副會長等職。

趙忠賢一直從事低溫與超導研究。從1976年起開始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1987年初與合作者獨立地發現了臨界溫度為92.8K的Ba-Y-Cu-O超導體。2008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采用高壓方法制備了絕大多數臨界溫度50K以上的鐵基超導體和系列的無氟缺氧鐵基超導體，并創造了鐵基超導臨界溫度55K的記錄。當前研究方向是新超導材料探索、高溫超導電性的機理及應用中的關鍵技術研究。他獲得多項科學獎勵:基于對銅氧化合物超導體研究的貢獻，獲第三世界科學院物理獎(1987)，首屆陳嘉庚物質科學獎(1988)，所在集體獲1989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基于鐵基超導研究的貢獻，2009年與其他7位學者一起獲“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體獎，2013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2014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成就獎。趙忠賢及其研究集體的工作一直處于國際超導研究前沿，在高臨界溫度超導體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長期致力于推動中國高臨界溫度超導體的研究，培養年輕學術帶頭人，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并在科技咨詢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步入科學殿堂的實習生

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趙忠賢被安排在低溫室洪朝生研究組(洪先生是室主任)，開始了低溫物理和超導電性的研究。1964~1966年，他參加了超導計算機器件的研制工作。有經驗的同志一對一地帶新來的年輕人。幾個新同事也自己組織起來學習有關的業務，基本上每天晚上11點之前沒有人回宿舍。在分配給他的工作中，他大膽地將半導體的光刻技術應用于金屬超導薄膜器件的制備工藝上。也發生過差錯，在制備薄膜的時候，一邊在唱洪湖水浪打浪，一邊水管破裂水流滿地的事情。教訓促使他把提高實驗系統的水準和安全運行放到最重要的地位。

1967~1972年，他參加所里承擔的國防任務，這在當時是很光榮的事。不懂就學，院圖書館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任務緊，經常加班加點。為聯系材料和加工業務，出差也是常事。鑒于那個年代的交通條件，出差是很辛苦的。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常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在外地趴在窗臺上看街上跳忠字舞，差一點沒有被揪出去受教育。作為業務負責人他參與研制出供紅外雷達和參量放大雷達所用的微型制冷機。與此有關的工作后來作為物理研究所低溫技術成果中的一部分，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勵。

1972年，趙忠賢參加國防任務后又轉回超導物理研究組。他在“五七干校”勞動和到貧下中農家里受教育一段時間之后被選派出國留學，1974年2月赴英國劍橋大學冶金與材料科學系超導組進修。在劍橋大學，他的指導老師艾維茲博士(J.Evetts)提出了一個供他選擇的研究范圍，于是他開始了有關第Ⅱ類超導體中磁通流動問題的研究。

在這期間，他基本是獨自在實驗室進行他的實驗，因為是一個人做實驗，設備又距離較遠，統計下來，差不多以每天近10公里的數量級“奔波”于實驗室里，調試設備，觀察實驗現象和記錄實驗數據。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發現了第ＩＩ類超導體量子磁通線在不可逆運動過程中，從非線性區到線性區轉變的臨界點和臨界電流呈線性關系。最初他的導師艾維茲博士對這一結果很懷疑，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做過測量和研究，怎么別人沒發現。為了證明普適性，趙忠賢又從實驗室可以找到的其他類型的材料做實驗，這是被很多小組已經研究很透的合金，能否看到他在上述系統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個考驗。而且實驗既需要實現好的電絕緣，又需要好的熱傳導，甚至牽涉到了卡皮查熱阻的問題。實驗室的一位同事建議他用薄的香煙紙作為絕緣體，結果成功了。對此，艾維茲博士說：“如果我的博士生能在三年內做出這樣的結果，那就會令我非常滿意了。”艾維茲推薦他到第十四屆國際低溫物理學會上報告，因當時的情況，他不能去，由一位同事代為報告。趙忠賢離開劍橋大學后，艾維茲博士在新年賀卡中告訴他，“找到一位博士后繼續研究他發現的效應”。此工作后來發表在法國一家學術刊物上。這是他公開在國外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趙忠賢離開劍橋大學后又在盧瑟福實驗室(Rutherford Laboratory)工作并訪問了英國的一些超導研究單位。1975年9月中旬與其他十幾位同學乘火車取道歐洲和蘇聯回國。

二、走上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之路

回國后，老所長施汝為(“文化大革命”后期，施先生雖然還沒有恢復所長的位置，但已經可以考慮業務的事情了)專門找他談話，如果愿意繼續劍橋大學的題目也可以，如果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好，他會盡力給予支持。這時趙忠賢認為當時所里的實驗條件還不適于開展在劍橋大學做的工作。同時，他覺得還是找意義更大些的，“進可攻退可守”的課題。所謂“進”指的是基礎和興趣，所謂的“退”是指萬一不讓搞基礎研究，也可以講清楚有應用價值的理由。經過所里一些同事的討論，認為“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材料”的研究會更合適。第一，物理內涵豐富，第二，一旦有突破，有非常大的應用價值。從此趙忠賢堅定地走上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之路，直至今日。

經過一段準備之后，1976年3月，他和所里其他研究人員開始在國內聯絡一些學者，推動探索高溫超導研究。趙忠賢他們最初聯絡的有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大和中科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的學者，包括吳杭生、蔡建華、龔昌德、周世勛、陶瑞寶、孫鑫、陳創天等，也與盧嘉錫具體討論過硫－氮環變為鏈的超導問題。特別是其后與長期從事超導理論研究的吳杭生進行了多次討論。后來又與長期從事超導研究的張裕恒等學者進行了溝通。在那個時期，學者們對他們的到來是很驚喜的。雖然趙忠賢那時仍然是個研究實習員，但不管怎么說是剛從國外回來。基于對開展科研的共同期望與熱情，使得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對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研究的共識。但聯絡的后果也有很難想象的問題，不僅有能否進行的問題，也有會不會挨批判的問題。那是個特殊時期，在趙忠賢他們跑出去聯絡國內其他學者的時候，物理所有的人，包括支持探索高溫超導的個別人，正在積極地批判胡耀邦等人，甚至把胡耀邦揪到物理所當時最大的會議室批判， 這在當時全科學院都是不多見的。 這個會議室2000年前后被改為 “科學之家”， 英文叫貓頭鷹俱樂部 (因為很多人是夜貓子)。 趙忠賢曾開玩笑地對年輕人說“你們要注意呀， 這可是領袖蒙難地”。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了。12月底，在物理所領導和物理學會的支持下，在很多專家的倡議下，趙忠賢作為積極的組織者在合肥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討論會(第三屆以后改為高臨界參數超導會議)。他把這樣的會議當成探索高溫超導的重要交流和合作的平臺。堅持每兩年召開一次，直到1986年11月的第六屆。中間他曾到美國進修，第五屆開會之后離開，在第六屆會議之前又回國組織。

這六次會議的組織很有意思，學習國際慣例，每次更換主席(最初稱為領導小組組長，趙本人當了第五屆會議組長，其他幾屆也都是積極組織者，相當于秘書長的角色)。同時這個系列會議最突出的特點是，堅持平等學術交流，不管地位高低。當時只對年長的學者給予住房優待，其他人都是幾個人一間房。在廣州的會議期間，出現過把打呼嚕的集中一起和在被窩里打老鼠的事情。這些會議對于學術積累和研究合作起到很大作用，正如趙忠賢后來所講，正是這個群體對結構不穩定性有利于提高超導臨界溫度的理解，使他認識到柏諾茲(J.G.Bednorz)和繆勒（K.A.Müller）那篇文章的重要性。

1976~1986年初，趙忠賢的科研工作主要涉及:亞穩態超導體材料和非常規超導材料，如Ａ-15結構超導體、夏沃爾(Chevrel)相超導體、非晶超導體和顆粒超導體、氧化物超導體、重費米子超導體等。在這些研究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發表了一些論文，但基本是學習、摸索和積累，開闊了視野。自1977年起，他還多次在雜志上撰文，介紹有關研究的進展和高溫超導體研究的意義，有代表性的是發表在?物理?1977年第4期的?探索高臨界溫度超導體?一文。既有對國際該領域進展的介紹，也有他的觀點，特別是關于電聲子強耦合相互作用下的臨界溫度上限可達40~55Ｋ問題，其中也提到可能有新的超導機制以及80Ｋ超導性等方面的看法。有前瞻性，至今也有一定價值。他也曾與陳創天等人組織過有關理論計算輔助新材料探索的討論會。1979年，趙忠賢參與組織籌建物理所超導體材料研究室，并擔任研究室副主任(李林為主任)。1978年，他和另外兩位40歲以下的年輕人被施汝為所長聘為物理所首屆學術委員會委員。

1979年，高溫超導研究被列為中科院基礎研究的重點項目，從而進一步推動了這方面的研究。這是摸索和積累的重要階段。趙忠賢等人在前人基礎上開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并加強與國際的聯系。例如，他們試驗過懸浮熔煉制備A15結構的Nb₃Si，以及用高壓合成的方法制備Y₂C₃等可能有高臨界溫度的超導體。在實驗條件差的情況下，他們就多做些經驗規律的分析工作。趙忠賢與羅啟光、朱元貞合作，總結出夏沃爾相超導體的臨界溫度與半徑關系的規律；并預言了一種新的夏沃爾相超導材料———EuMo₆S₈有較高的(10Ｋ)超導轉變溫度(發表于1980年?科學通報?的中文版)。所預言的這個夏沃爾相材料被美國的實驗室證實具有超導電性。對此趙忠賢認為，由于當時國內的雜志在國際上還沒有被了解，甚至不知道。美國的小組并不是看到他們的文章才做的。這項工作獲得物理所成果獎。

1978年趙忠賢在法國參加十五屆國際低溫物理會議期間，有幸多次與J.Bardeen教授接觸(因為是中國學者剛剛與外界交流，會議主席都給予了特別的安排)。對于Bardeen和他的學生提出的激子超導理論，趙忠賢基于對非晶半導體的了解和參觀法國一個大學的實驗室的體會，提出了利用“類液態非晶態與類點陣非晶態半導體的界面”實現激子超導的實驗途徑。Bardeen教授認為是個“good idea”。在這位兩次獲諾貝爾獎的大人物的鼓勵下，他與北京大學的劉福綏和韓汝珊教授合作提出了一種可能的實現激子超導模型，發表在?科學通報?上，并在國際會議上報告。遺憾的是至今也沒有實現(不過他仍然不放棄，相信能實現)。

80年代初，“科學的春天”環境激勵著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開展科研的熱情和努力，一些中國科大的學生也來實習。趙忠賢指導的一位中國科大少年班學生做的有關超導體釘扎效應的研究工作在中國的?低溫物理學報?發表之后，被一位旅美華人教授翻譯成英文，在當時美國的一本專門介紹中國物理發展的雜志Chinese Physics上刊登。趙忠賢很感謝這些華人科學家在改革開放后為推動國際交流所作的貢獻。在這段時間，中科院各個研究所的業務是由學部指導的，方式是組織學部委員在各所調研指導。馬大猷帶隊視察物理所工作時，黃昆認為趙忠賢他們的研究方向很好，并建議要多與物理圖像清楚的搞理論物理同志討論。美國物理學會前主席馬夏克(R.Marshak)到物理所參觀訪問時，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很好評價:“這是一個優秀的研究小組，中美物理交流的人選就要這樣的。”

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趙忠賢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能源部艾奧瓦州立大學艾姆斯實驗室從事零磁場超導管中的磁通湮滅問題研究。期間他與其他小組合作研究非超導的重費米子與金屬超導體界面的鄰近效應。但是他當時的興趣仍然是高溫超導體。1986年1月至3月，趙忠賢在美國休斯敦大學訪問，參加了有關鉍酸鉛鋇氧化物超導電性的短期合作研究。

三、研究銅氧化合物高溫超導的日日夜夜

1986年9月底至1987年2月，趙忠賢與物理所同事合作，開始了對高臨界溫度超導氧化物的研究。這是在國際同行間的一場競賽中展開的一項重要的科研工作。在這個過程中，趙忠賢及其研究集體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他和他的同事躋身于世界著名超導物理學家的行列。

?1986年，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工作的德國物理學家柏諾茲(J. Georg Bednorz)和瑞士物理學家繆勒(K. Alexander Müller)在自己制備的鋇鑭銅氧(Ba-La-Cu-O)樣品中，利用電阻測量發現了35K超導電性的可能性，其研究成果發表在９月中旬出版的德國?物理學雜志?。但是，這項成果當時并沒有得到大多數同行的重視，他們對這一結果仍持懷疑的態度。

9月底，趙忠賢在物理所圖書館讀到這篇剛剛發表的論文，意識到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并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他認為，“在三價銅離子和二價銅離子之間的巡游電子可能導致Jahn-Teller效應在不同銅離子上交替發生，并使相鄰晶格交替發生畸變。這種不穩定性可能導致強的電子－聲子相互作用，而又不引起結構相變，因而有可能產生高臨界溫度的超導電性。”于是，他迅速抓住這個機會，找到熟悉變價系統、正在從事快離子導體研究的陳立泉教授，并與其他科研人員合作開始著手研究。

趙忠賢是國際上最早認識到這項工作意義的少數科學家之一。早在柏諾茲和繆勒之前，國際著名雜志?應用物理快報?(APL)1986年4月就發表過一篇臨界溫度高于40K的氧化合物超導體的文章，但趙忠賢沒有相信。使他認識到柏諾茲和繆勒那篇文章的重要性，首先得益于多年全國超導界的積累，早在1982年趙忠賢就曾畫出一幅張貼式的供討論的研究思路圖，強調了結構不穩定性可能導致更高溫度的超導性?同時來自于他對超導特有的敏感和熱情。在柏諾茲和繆勒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交變的楊－泰勒效應，他意識到這會引起非常強烈的晶格不穩定和電聲子相互作用，從而會有更高的超導轉變溫度。這與中國同行的長期積累密切相關。中國的理論物理學者在強電聲子相互作用方面已經發表了很好的文章，這是當時中國超導界的基本共識。中國的同行都很關心高溫超導的問題，包括正在澳大利亞訪問的蔡建華教授在給趙忠賢一封討論文章書信的眉批處提醒他注意這篇文章。由于當時國內的實驗條件很差，為開展銅氧化合物超導性的研究，趙忠賢曾與國外聯系合作研究，盡管聯系的這位學者，由于研究發展很快，后來不愿意提起這件事，但是，從這位學者的同事在發給趙忠賢的賀年片中可以看到，他們是根據趙忠賢提議而開展這項研究的。

柏諾茲和繆勒的研究幾乎同時也引起了日本和美國等少數科學家的關注和興趣。然而，由于當時中國的實驗條件與國外相比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從當時的一張照片可以看到，他們團隊當時自己臨時現繞的馬弗爐。測量系統也是必須加以改進和重建的。因此，在這場超導競賽中，中國科學家顯然處于劣勢。盡管如此，趙忠賢等人仍然滿懷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這段日子里，楊國楨所長等也組織大家進行交流和討論，協調各方面的工作。趙忠賢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在實驗室里，困得不行了，就以實驗室里的桌子當床，或者在椅子上打個盹兒(他們忙得自己都沒有想到把行軍床拿到實驗室)。當時實驗室里沒有電話，只是樓道里有一部電話，所以無論白天黑夜，一旦聽到電話響就有人往樓道跑。如美國休斯敦大學的朱經武研究組，他們白天打來電話時，由于時差的關系，在國內常常就是深夜或凌晨了。

1986年12月20日左右，他們小組在鋇鑭銅氧系統重復柏諾茲和繆勒的結果之外，同時看到了70K的超導跡象。這一結果突破了當時超導轉變溫度理論的上限40K，這個消息在報紙刊登之后，立即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和震動，國際超導研究異常活躍起來。包括?參考消息?等媒體也刊登了不少相關報道。遺憾的是結果不穩定，在一次熱循環后就消失了。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他們全力重復70K的超導。壓力很大，國外有人來信要求交流的，甚至有一位學者壓他們收回公布的結果。當時小組的同事認為，在一些鋇鑭銅氧樣品中觀察到的70K的超導跡象，可能是亞穩態的超導電性。為了獲得亞穩態，他們采取了淬火，摻雜等多種方法。那段時間老師和學生的思想都是非常開放的，特別是學生。

1987年初，趙忠賢他們意識到鋇鑭銅氧(Ba-La-Cu-O)中出現的70K超導跡象很可能是因為稀土材料的雜質影響(使用的稀土原料有的是1956年生產的)，于是他們提出了摻雜的想法。而用鍶代替鋇，在多相的鍶鑭銅氧(Sr-La-Cu-O)系統中只觀察到了起始轉變溫度為48.6K的超導轉變，雖然臨界溫度挺高并超過了40K的極限，但沒有達到70K。只能用稀土摻雜。1987年2月15日，趙忠賢從廣播里聽到了美國休斯敦大學的朱經武和亞拉巴馬大學的吳茂昆獲得了轉變溫度為98K的超導體的新聞。他認為美國的報道是可信的。同時也放下心來(他們觀察到的在70K超導性是存在的。數年之后，在觀察到70K超導跡象的鋇鑭銅氧系統也合成出了臨界溫度達97K超導體，是123結構的)，當然他們更加抓緊了對多相材料的研究。他們采用摻雜和替換的方式制備樣品，最終在鋇釔銅氧(Ba-Y-Cu-O)多相樣品中首先觀測到了90K的超導性。

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們研制出第一塊在液氮溫區穩定的鋇釔銅氧超導體，零電阻溫度為78.5K時，超導磁轉變溫度為92.8K，起始臨界轉變溫度在100K以上。23日，他們研制出第二批樣品，由此證明了制造工藝的可重復性。在這個過程中，趙忠賢曾連續48個小時幾乎沒有睡覺。

1987年2月21日，?科學通報?接收趙忠賢等人的研究論文。24日，中科院數理學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趙忠賢及其研究組的工作并公布了鋇釔銅氧化合物新體系。25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新聞，首次在國際上公布了這個液氮溫區超導體的成分。他們的工作結果極大地推動了國內外高臨界溫度超導體的研究。

趙忠賢他們集體的工作及成果是中國在凝聚態物理方面少有的與諾貝爾獎密切相關的工作。90K超導體的快速發現，使繆勒和柏諾茲1986年的工作意義凸顯出來，他們的工作發表剛剛一年就獲得了198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87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在授獎公報中就提到了中國的工作。1987年暑期繆勒在日本參加國際低溫物理會議之后專程到物理所訪問，并在他和柏諾茲參加諾貝爾獎授獎活動期間專門接受了?中國科技日報?記者的采訪。他對趙忠賢小組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指出“趙教授及其同事們的研究成果是舉世矚目的，感謝他們為世界科技的發展和超導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繆勒教授還在一些國際會議上多次指出，趙忠賢小組所注意到的摻雜對超導電性的影響對于發現新超導體具有重要的意義。

1991年7月，繆勒在日本第三屆國際超導會議上所做的題為“The First Five Years of High-Tcsuperconductivity”的報告中指出，是朱(經武)的高壓工作和趙(忠賢)對雜質的注意這兩個不同方面的研究導致了液氮溫區氧化物超導體發現。

趙忠賢他們集體的工作得到國內外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他們的工作不僅促進了中國的超導研究，使中國的超導研究從此躋身國際超導領域的前沿，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國物理學界的國際地位。國內的老一代科學家和在國外的華裔科學家都為他們的工作感到振奮。彭桓武曾寫過一首詞?喜遷鶯?抒發了他和老一代科學家的感想，并親筆書寫給了趙忠賢:“去復還，研兼教，幾代師生耕造，為中華物理生根。超導賀高溫”。

1987年3月，趙忠賢作為五位特邀報告人之一，在紐約舉行的美國物理學會年會上，報告他們研究組的高溫超導研究結果。當時，主持氧化超導體專題報告會的美國物理學會凝聚態物理學部主任、康奈爾大學教授Neil W.Ashcroft首先介紹專題報告者———K.A.Müller、S.Tanks、朱經武、趙忠賢、 B.Batlogg，當他激情地高聲說道，“這幾位是啟動高溫超導研究的代表”時，會議大廳內外立刻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趙忠賢和陳立泉代表中國小組參加了會議。趙忠賢在代表小組的報告中如實地介紹了他們的認識和工作，特別指出，是柏諾茲和繆勒他們打開了這扇窗戶。1987年美國?科學?雜志撰文介紹國際高溫超導研究新發現，其中包括趙忠賢等人的工作，并在文章中專門刊登了趙忠賢的照片。

1987年初的高溫超導發現使趙忠賢及其研究集體躋身于國際超導研究的前列。多次被邀請參加會議和做特邀報告，并訪問貝爾(Bell)等一些著名的實驗室，學術交流收獲良多。趙忠賢認為，改革開放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超導研究即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雖然80年代國際通信聯系和交流還不正常，但是開放這一大趨勢極大地推動了國際交流和合作。1987年7月他代表小組在意大利特里亞斯特的重要國際會議上報告他們的工作。1988年8月，趙忠賢應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國際會議組織者邀請作大會報告，同時受IBM研究中心David.R.Clarke的邀請訪問IBM的實驗室。由于是臨時安排，竟在餐廳用廣播的形式通知有興趣的學者與之聯系討論時間表。由于當時中國雜志還沒有被國外了解，引用很難，個別學者在文章中竟引用?人民日報?的消息作為文獻。當然也有學者在書中對發表的文章給予引用，如，哈佛大學M.Tinkham教授的超導經典教科書?超導電性引論?和美國物理聯合會出版的超導發展史方面的著作?超導電性?等。

鑒于趙忠賢在高溫超導體研究中的突出貢獻，1987年他被授予第三世界物理學獎，并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9月，第三世界科學院院長A.Salam在人民大會堂為他授獎。1988年，趙忠賢榮獲首屆陳嘉庚物質科學獎，香港中文大學授予他榮譽理學博士。此外，趙忠賢所在研究集體還獲得了1988年中科院科技進步特等獎，1989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9年趙忠賢當選國際陶瓷科學院院士，1991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本文摘編自陳佳洱主編的《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物理學卷·第三分冊》一書中李真真撰寫的《趙忠賢》傳文部分內容。內容有刪減。

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以紀傳文體記述中國20世紀在各學術專業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數千位華人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展示他們的求學經歷、學術成就、治學方略和價值觀念，彰顯他們為促進中國和世界科技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所作出的貢獻。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物理學卷》第三分冊，收錄了43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的傳文，卷末附學科發展大事記，與傳文兩相印照，從而反映出中國物理學科的百年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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