錚錚風骨，謙謙君子——紀念洪朝生先生誕辰100周年

編者按：2020年10月10日是我國低溫物理與低溫技術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洪朝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材料人平臺將推送兩篇紀念文章，以下為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李來風研究員撰寫的《錚錚風骨，謙謙君子——紀念洪朝生先生誕辰100周年》

時光飛逝，至今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兩年了。在那年的8月底，受《物理》雜志編輯部主任王進萍女士之邀請，我寫了一篇“熱血拓荒路?低溫物理情--追憶恩師洪朝生先生”一文，登載在《物理》，第47卷，第9期，2018。同一期同時還刊登了北大閻守勝教授，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歐陽鐘燦院士，物理所趙忠賢院士懷念洪先生的文章，引起國內相關媒體的關注。同年9月份我去參加在英國牛津大學召開的國際低溫工程和低溫材料會議，會議主席在大會開始前讓我發言介紹和緬懷洪先生。洪先生是我國低溫物理和低溫技術的奠基人，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得到了國內同行和國際同行的敬佩。先生學術方面的貢獻，在19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卷洪朝生條目里寫得非常清楚了。能夠被收錄到百科全書的人非常之少，只有對人類物理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人才有資格被收錄。在整個被收錄的不到200名物理學家里，大部分是外國人如牛頓、愛因斯坦、焦耳等，中國人也就幾十個，還是從古代算起，洪先生和周光召二人是年紀最小的。在他離開的兩年里，我時常夢影回繞，我們在一起的點點滴滴又重現眼前。他堅持原則的剛直和無我的精神如刀刻斧鑿般刻在我的記憶中。在洪先生百周年之際，我不談他的學術貢獻，只想談談洪先生的“士”氣和他謙謙君子之風范。

1、緣分

我第一次見洪先生是1988年11月，那時我還在沈陽金屬所上研究生，所在的第15研究室，室主任是金屬所黨委書記李依依老師兼任。她88年在沈陽承辦國際低溫材料大會，并擔任主席。我當時是會務組工作人員，開會時我恰巧跟低溫中心來開會的徐新民副處長住一個房間，我們聊得很開心，他問我畢業后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我當然是驚喜萬分，因為在金屬所我們班里有7位科大畢業的，他們的一位大學同學是洪先生的研究生，大家有時聊天也聊到洪先生，而且那年找工作還是相當困難的。他說洪先生對進人要求是相當嚴格的，建議我找李依依老師寫封推薦信。李依依老師和當時具體指導我的邢中樞老師給洪先生寫了推薦信，就這樣洪先生同意見見我。見面時他詳細跟我介紹了他以前畢業的幾個學生的工作，聽得出來他對陶瓷材料低溫性能研究很有興趣。這樣我1989年5月畢業后就到低溫中心工作，先是掛在業務處，幫洪先生籌備第13屆國際低溫工程大會（他是會議主席）。他對國際會議投入很大精力，有些論文審稿他還讓我先看，也派我去參加1989年9月由趙忠賢老師組織的北京國際超導會的會務工作，我的英文得到很大提高。隨后在1991年考上了他的博士生，而且英語考試分數還挺高。我讀博士的論文題目是關于低溫陶瓷材料方面內容。考慮到低溫中心做材料的基礎不夠，他建議我再找一位副導師。我選擇了金屬所李依依老師。

每次我從沈陽做實驗回來，洪先生都認真跟我一起分析實驗數據，甚至我的博士英語課他還時常與任課老師李佩先生討論我的學習情況，他還親自參加了我的口語課考試，回來后指出我的問題。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洪先生花費精力就更大了，反復討論，先讓我寫一份30頁左右的論文詳細摘要，然后選了20幾位相關專家，發給他們評議，稱為：論文廣泛征求意見。意見回來了，我寫一章他改一章。記得有一天他興致勃勃地來找我，說這一章我看懂了（那章是關于機理模型和數學推導方面的），其實我對那部分工作沒覺得有什么重要。后來理解了先生在培養學生上很注重基礎。我還記得最后一次修改是在他家里，改到午夜兩點，仔細到標點符號這樣的細節。

1992年洪先生參加我博士英語口語考試，前排左1為洪先生，后排為李佩先生

洪先生對研究生培養是很慎重的，為保證培養的學生質量，他招的研究生并不多，從60年代開始招研究生，總共可能也就20來個。學生和同事在他的指導下出了成果，但凡主要工作不是他親自做的，他絕不同意在論文上署名。算起來跟洪先生工作近30年，能夠跟這樣一位大科學家近距離的一起學習和工作，我是幸運的。

2、慎獨

剛參加工作的幾年，常常聽到老同志說洪先生是個“圣人”，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我要上他的博士，很多人勸我要慎重考慮，說上洪先生的博士會很苦，5年能畢業就算厲害的了。我也猶豫過，但通過我跟他組織國際會議工作近兩年的共事，他的嚴謹認真我還是能接受的，而且我內心里還是愿意跟一位認真的人工作，所以堅定地考了他的博士。幾年下來對洪先生有了深入地了解，流傳的關于他的高義，真不是隨便說說的，是他真實的寫照。我覺得一個人一定是有堅定的信仰才能做到，或者稱之為“慎獨”。

2000年我們一行6人去印度孟買參加第18屆國際低溫工程大會，在印度看到很多落后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在調侃，洪先生非常不高興，把大家叫到一起很嚴肅地說：“不要議論別人的不好，更不能因為人家聽不懂我們說的話而說別人的不好”。2004年洪先生因要住院做手術，住院前他把一些銀行存折和部分現金放到一個舊的大信封讓我保管，2008年當得知他的老朋友李正武先生得了老年癡呆癥，可能是想到他自己也88歲了，就把他家的鑰匙、房產證等也放到我這保管。

2011年他因腿傷住到物理所，我在物科賓館遇見陳賡華，陳賡華提醒我，你保管洪先生的個人財產一定要留好文字說明，并說聽到有人傳言說你李來風沒事總往洪先生家跑，是盯著洪先生家的財產。我感到很驚訝，一是每次到洪先生家都是有事他讓我去的，二是他把東西放我這是對我的信任，我也沒多想。真沒想到外界還有那樣的傳言，于是跟洪先生提出把他放我這的存折等還給他，洪先生說沒必要，我需要時你把那個信封整體還給我就行了。我說那至少寫個文字東西吧？他說你在信封上寫有幾個存折就行了，寫好后他在信封上簽了名。

3、無我

先生是一個低調、謙遜的人，從來不說自己的貢獻和成就。很多事兒我都是從別人那里知道的。甚至在我看來跟洪先生沒關聯的人，提起洪先生都是由衷的敬意。記得1999年我在美國做博士后的合作教授潘曉晴回國開會，讓我跟他一起去見郭可信，潘介紹我是洪朝生的學生，郭非常激動，說洪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當年是西南聯大的“四杰”，“八君子”之一。后來我向洪先生考證，他說“我沒有聽說這回事兒”。我想洪先生當年考取留英和留美雙重公費留學的聲譽，在同時代的人中一定是很轟動的事，郭先生也是一個大科學家，總不會亂說的。?2009年我參加了由科學院原副院長王佛松帶隊的“院士、專家廣東行”活動，王佛松知道了我是低溫中心的，他特意來找我讓我回去一定向洪先生問好。他很認真地跟我說洪先生是個剛正不阿的真學者，好人。我從王佛松的語氣和表情看出了他的激動和無奈，激動的是知道洪先生還在一線工作，無奈的是對當前科研學風的浮躁風氣的擔憂，多么希望像洪先生這樣的人再多一些啊！

今年8月19日網易新聞中看到一篇筆名為華人星光的網絡文章，題目是“巨星隕落，卻舉國無聲！遺憾今天以這種方式認識您”。文章的寫作風格雖然帶有一些文學色彩，但其最后幾句話用在洪先生身上，我認為是準確的，是這樣寫的：“洪朝生，他用盡一生詮釋了，愛國、科學之真諦，有此國士，千古奇才，功名垂萬代，風德昭后人！洪老先生一生高義，奈何巨星隕落無人知，今天，是您走了兩周年的日子，我們很遺憾，直到今天才找到您的故事”。真實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但從中我感覺到作者一定是認真查閱了很多資料，觸動了內心對真正科學家的敬佩及對當前虛夸浮躁的學術風氣的痛恨，以此來引起人們的思考。

4、“士”氣

洪先生身上具有獨特的學者之“士”氣。在做學問上他的理念是：不要刻意追求名和利，要專心做事；在做人上要熱愛自己的祖國，要敢于同不良風氣作斗爭。他一生都是這樣堅持的。這樣的例子很多，如1986年，他早年的一個學生在合肥組織開全國超導會，會議給參會者發了一些餐具作禮品，會后組織去黃山旅游，洪先生知道后非常氣憤，他寫信給予很嚴重的批評。摘錄一段先生信中部分內容如下：“聽說會議給每位代表發了不銹鋼炊、餐具，似不妥當。不知這筆錢是哪里支援的，有別人出錢，我以為也不妥。另外游黃山三天也作為會期，所謂小組討論，是不恰當的。我可以想象地方上這種風氣也許不算回事，但我認為我們（黨內、黨外的同志們）務必著眼于為自身和后代創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文明，積極不懈地抵制不良風氣，否則我們的國家將沒有前途”。

再如當年耳朵聽字、水變油等偽科學，他都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并實名在報紙上發文進行批駁。我還依稀記得關于水變油那件事他當時氣憤的樣子，他說：“既然水能變油，也用不著找專家鑒定啊，你直接變好拿去賣好了”。氣功、水變油這兩件事當年可都是有著名科學家甚至大學校長、書記級別的人簽名支持的。這體現了洪先生不畏權威敢于堅持真理的風骨。

2008年我接到某報社主編的電話，說有一篇稿子讓我和洪先生給審審，是一篇報導貴州某偏僻山區一位中學老師苦心專研超導30年，如何發現室溫超導的事跡。我看后直接告訴主編不能發，如果真是發現室溫超導材料，讓他把樣品寄給我們測一測再說。主編很為難，說這篇稿子他也有疑問，但它是報社一個資深高級記者寫的，不好輕易拒絕，希望我寫一個書面拒稿信，一定要我和洪先生簽名，我說不用洪先生簽，我就能負責。事后我跟洪先生提起這事，先生笑了笑說了一句話：“這事你就能決定”。我在想，當下學術不端，論文夸大造假事件頻發，雖然和學術評價體系不完善有關，但更可怕的是同行專家的沉默和外行媒體夸大或不實報導的推波助瀾。好在最近國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下決心要整治，否則類似水變油的偽科學還有可能再現。

5、困惑

我1996年博士畢業后，先是協助趙忠賢老師籌辦1997年的M²S會議，那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國際超導會，也是首次在中國開，洪先生參加了會議。之后我去美國做博士后。1998年年中，突然接到時任低溫中心業務處處長張立民的信，說科學院在實施知識創新工程計劃，部分研究所要重新整合，洪先生心情不太好，在忙學科規劃，希望我早點回國。我11月份回來后，大部分時間在跟洪先生一起做低溫中心定位工作，因為1998年克林頓總統把“納米技術”列為美國要著重發展的高科技，國內當然也與時俱進，科研重心也要隨之改變。

1996年，李來風博士論文答辯合影，前排右起：洪朝生，師昌緒，關振鐸；

后排右起：麥振洪，李依依，李來風，徐惠彬，楊柯

“納米”熱成了社會關注焦點，有一次和一個縣級市的市長、書記在一起，他們爭論不休說“納米”是一種新的糧食作物，讓我裁定。院里那時是希望把部分研究所進行整合，認為低溫中心學科領域比較窄，就成了被整合的對象。洪先生那段時間非常焦急，親自到各個單位，尤其是與物理所做低溫物理、超導等方面的專家深入探討，每次都談幾個小時，因為在他看來我們國家在未來對低溫一定有更多更高的需求。1950年代他回國時，錢三強、彭桓武等就高瞻遠矚，給了10個億讓洪先生做低溫（舊幣，相當于后來幣制改革后的10萬新幣，當時一個袁大頭的銀元到銀行也就只能換一圓新幣）。隨后的30年，低溫確實為國家的航天工業、超導等做出了重要貢獻。現在突然要整合，洪先生百思不解。他那段時間是相當的困惑，多次與院里溝通未果。好不容易聯系上了主要負責人反映意見，該領導邊聽邊看手表。回到單位洪先生提起此事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

既然院里大的改革基調已經確定，只能面對現實。低溫中心在將要新成立的理化所怎樣定位，如何發展？洪先生積極思考，帶領大家認真規劃。“低溫工程學”的提法就是那個時候他提出來的。他的觀點是我們要自信，不要受外部影響，低溫該怎樣發展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后來理化所的所訓“自強、務實、和諧、創新”也是把“自強”放在首位。經過近一年的反復討論，規劃結構基本清晰了，分成三個領域，中大型低溫制冷系統由吳劍峰負責，微小型制冷技術由梁驚濤負責，極低溫物理院級重點實驗室部分人員劃到物理所，剩下的低溫材料組、強磁場組、低溫計量站和液氦車間由我負責，洪先生給起的名字叫“低溫實驗技術的物理基礎”。當時我作為這個學科負責人報告后，幾位所內外專家、領導跟我說“看來洪先生是‘老了’竟然把液氦這個老掉牙的技術都規劃到創新里”。最后專家評議這個學科只保留了“低溫材料”方向進創新。最近除航天、核聚變、核磁共振譜儀和成像等方面需要發展低溫技術學科外，量子計算等方面又遇到極低溫設備瓶頸。一位院里的領導前一段時間跟我說，如果那時能想到今天國家對液氦等低溫技術的需求，能加強對低溫的支持我們現在的處境可能會好些。

洪先生的習慣是他把自己的觀點思想表達出來了，最后你不接受，他也不強迫。那些年他在我負責的方向上投入很多精力，針對信息技術需要的低溫，我們覺得未來可能固體制冷是替代氣體制冷的技術，但固體制冷卡在材料上，我們就一起寫本子希望先從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獲得支持，本子基本是他寫的，但申請人是我，連續申請了4年都沒成功，意見主要是兩條：1）人員隊伍薄弱（只有我和洪先生二人）；2）預期取得的成果分量不夠（洪先生寫的是項目結束后形成一份調研報告）。屢屢得不到項目支持，只有金屬所李依依老師在她負責的一項目里給我的一個子課題和教委的留學回國基金，經費少得可憐。我也很苦惱焦慮，提出了很多要做的方向，但絕大多數被洪先生否定了，他的理由是你不能為了獲得經費而做研究，不值得做的事雖然拿到了經費，但一個人的科研壽命是有限的，那樣會耽誤你的時間。只有少數幾個方向他認可，如低溫負膨脹材料，磁分離，低溫精餾。他也主動給我指了兩個方向：低溫膠和低溫測試技術。圍繞這些方向從1998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取得了業內認可的成績。團隊也從只有洪先生和我兩個人，發展到今天的35位正式職工，加上研究生和輔助人員近百人的隊伍。所里其他兩個低溫學科發展得更好，小型制冷機用在了空間技術，大中型制冷也都成立了公司實現成果轉化。這些還是很讓他欣慰的。

6、格局

戰略科學家一般格局都很大，而且在小事上不糾纏。有別于一般科學家之處，我想可能是他們看得更遠一些。洪先生60年代就開始布局開展超導計算機、超導重力儀、超導天線、稀釋制冷機等研究。稀釋制冷機做得很有特色，90年代甚至國外的一些低溫實驗室都要低溫中心給做。熟悉稀釋制冷機研制的幾位現在或離世或早已退休，技術失傳。現在量子計算技術等有需求了，也只能從國外進口，最近又被卡脖子。甚至氦液化器、高場超導磁體、高性能低溫溫度計、低溫膠等也很依賴進口。 ???????

對于超導，在1982年還沒引起國家重視，但洪先生看到了超導的重要性，認為自己有責任呼吁國內開展超導科技攻關。1983年得到中科院批準正式列入“六五”科技攻關項目，學部主任錢三強任命洪先生為攻關組組長。攻關單位有9個研究所和中國科大，計130多人參加。由中科院低溫中心為依托單位，物理所趙忠賢提出的探索高溫超導也列入研究內容，這個項目取得了非常好的結果，培養了一批超導人才，也為1987年高溫超導的發現和中國能擠進高溫超導研究國際前列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85年項目結題時中科院的評價是：“我院的工作是在國內超導研究處于應用前景不明確、舉旗不定的情況下開展起來的，并自始至終堅持到底做出了這樣好的成績，這種科研作風是值得倡導的，他們在攻關中取得的經驗值得大家學習借鑒”。

我們開始做超導磁分離水處理時，那時環保還沒特別受到重視，但洪先生非常支持做，希望課題組自籌經費也要做，可是我一直等到2006年申請到863 項目才真正開始做。如果聽他的話早幾年做，會發展地更好。在這件事上，現在來看除了當時經費問題，主要是我有點保守了，其實那時所里每年都有所長基金，支持力度也比較大，可是我一是不自信，二是因為我當時還是低溫片業務處負責人又不好意思跟所里要錢，時至今日我也沒申請過所長基金，主要是自己沒什么想法。記得是2002年，詹文山所長卸任前半年的所務虛會，他主動找到我問我下一步組里發展有什么打算，我說沒什么，旁邊的吳劍峰馬上說來風你好遲鈍，所長是想給你個所長基金，我說那是好事，但我就不要了，可否給林鵬支持一下讓他做氦λ點瓶的事，因為洪先生一直看好那個溫度基點，而且有兩次從他的院士基金讓我撥給林鵬來做這項工作，后來所長基金給了林鵬，大概50萬左右。

提起詹所長，我想附帶再說點小插曲。詹所長卸任后，可能覺得他在任時沒怎么給我支持（其實主要是我沒去爭取）或者洪先生跟他談過我的研究方向的意義，他經常來到我這討論一些學術問題，他對我做的低溫負熱膨脹材料很感興趣，還跟我們一起寫本子并申請到一個自然科學基金。他還跟物理所磁學實驗室負責人沈保根老師協商，把磁學室不用的部分設備如磁天秤等轉贈給我，我們2008年在APL上發表的第一篇反鈣鈦礦結構低溫負熱膨脹材料工作論文就是在那臺磁天秤測得的結果。2010年財政部一期重大儀器研制項目，本來沒我什么事，但他和張麗萍所長，汪鵬飛副所長極力建議單獨劃出一個2000多萬的課題讓我建材料低溫物性測試平臺，我還記得鵬飛副所長事后來找我，問給的經費夠不夠，如果不夠他還可以給我爭取增加，讓我很感動。這個平臺建成后為我國航天和應用超導提供了關鍵計測數據，在國際上都是很有影響的，這和洪先生的布局、幾任所領導及李青研究員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2012年8月洪先生在建成的低溫測試平臺實驗室，左起：周遠，洪朝生，張麗萍，李來風

進入21世紀，洪先生極力推進小型制冷機的發展和應用，對信息技術的應用尤為關注，他在2000年的國際低溫工程大會做的大會報告里，展望了未來10年低溫科技的發展前景。他認為，關于氧化物超導體，僅僅看到它高的超導轉變溫度，是不夠的。超導專家們應拿出更多的力氣去關注，該類超導體在正常態的奇異性質，以及可能的應用（特別在低溫電子學領域）。低溫工程專家們也應該努力為上述可能的應用提供技術支撐。關于低溫學與信息技術（IT）的關系，洪先生認為，低溫環境是高質量信息處理的保證。在尋求新的信息載體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量子效應（如：超導量子干涉器件）。此時，低溫工程對研究的支持，不能僅僅停留在提供冷卻功能，對于材料新穎低溫特性的應用也應給予認真關注。現在量子計算、量子調控等已成為社會熱門新聞。事實證明，洪先生在每個階段提出的戰略規劃，都是相當超前的。

7、君風

熟悉洪先生的人，大多把他歸為“圣人”，我覺得用“君子”更準確一些，因為君子之士你是可以和他說真話、爭吵，是可以“得罪”的，即使真得罪了他，他也不會報復的，大不了就是不再跟你來往，這是一種君風骨氣。最近看了一篇關于“真君子和偽君子”的文章，現在重新定格，我認為洪先生是“真君子”。司徒勛是美國做加速器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他的自傳書里寫了這樣一個細節：“1947年在MIT讀書時，冬天很冷，在商店買一件防寒服，但錢不夠，這時一個中國學生也來商店，看到我為難的樣子，問明原因，馬上給了我100美元，名字也不留就離開了，這人就是洪朝生”。事后司徒勛費了很大功夫才找到洪先生。還有關于他和鄧稼先在普渡吃“牛排”的事，在《鄧稼先傳》里有描述，我就不再說了。

1960年代他對生活困難的職工、學生盡其所能給予無私的資助，后來動蕩時期反而成了罪狀（甚至某個接受過他資助的青年批判他是用小恩小惠和黨爭奪青年）。洪先生并沒有計較，他認為那個時期特定的環境，說些違心話、做些違心事也正常。

先生從來不說自己的委屈，他總是樂觀積極，對事不對人，總是看到別人的優點。曾聽很多人提起洪先生在60年代遭遇的磨難，尤其是關于他接待英國著名低溫物理學家門德爾森，事后被一位一起陪同接待的人上綱上線的事。我多次問起他那段經歷，可他總是把話題轉移，說那人對他開始重視硬超導材料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后來此人去大學工作把那個大學辦得很有特色等。先生臨終前的兩年，我再問起此事，可能先生覺得要尊重歷史，只說了一句話：“那不是給我貼了大字報了嗎”。

先生特別喜歡反思自己的不足，我跟他在一起也是經常爭吵，最厲害的一次是1993年，我要出國他不同意，而且說你要出國就退學，咱們誰也別耽誤誰（最后他還是同意了我出去一年，我也按時回來了）。每次吵完，過不久或者我去跟他道歉，或者他來跟我道歉。有一次照顧他的護工李壽鵬跟我說洪先生說你敢跟他吵架，還拍桌子，是真的嗎？我說吵架是經常的，但拍桌子沒有。

洪先生有個習慣，就是把他看過的一些文章復印給我看，多數都是他對文章內容有意見的。有一天他非常嚴肅地到我辦公室，拿了一篇文章讓我馬上看，坐在那也不吱聲。文章是一個叫郭齊勇的人寫的，題目是“親親相隱”，大致意思是爭論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對錯。什么是“隱”呢？不宣揚親人的過失。我平時說話做事挺“哥們兒意氣”的，我想肯定是洪先生對我不滿，拿此文來教育我，我很抵觸，激動地說我很贊同“親親相隱”，過去兒子造父母的反，貼大字報，劃清界限的做法，突破了人性的底線，那還是人嗎？沒想到洪先生一直嚴肅的臉陰轉晴了。這時他表明了他的觀點，也是贊成的。

洪先生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冷漠，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甚至跟他特別近的人，見面時表情也是冷淡的，最多點點頭。但他內心里對朋友、同事和家人是非常關心的。2002年一線改革，有些課題組面臨解散，有些以前跟他工作的老同志按規定要提前內退，他很焦慮，找我商量怎么辦，后來我這吸收了一個課題組和另外兩位老同志。2005年力學所前所長薛明倫（張立民的丈夫）的追悼會，洪先生當時也是85歲的人了，我勸他別去了，但他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葬禮，跟我說他很欣賞薛這個人，認為薛作為所長很有自己的管理思想，所以必須去送他一程。他時常跟我說研究所領導一定要有公心，要敢于堅持原則，善于團結大家。他對詹文山非常欣賞，總跟我提起他。洪先生去世后，我在他的工作日記里看到他對張麗萍的評價（見下圖），對麗萍的管理能力非常認可。洪先生對有能力又踏實做事的人總是欣賞的。

2007年洪先生工作筆記

洪先生在學術上很較真，他不清楚不熟悉的工作很少發表意見，也不參加討論。但對他熟悉的，他認可的工作他是一定要去參加討論的，很多人不了解他的風格，甚至還很有怨氣，說洪先生提的問題是來給我們“砸場子”。我跟他們解釋，這是洪先生認可你們的工作，是提醒你們開展工作中要注意這些問題，如果他不認可你的工作，他絕不會來聽你的報告。98年他參加EAST項目論證會，他提出要用高溫超導電流引線，最終報告我看了，沒有寫進去，沒接受先生的建議，理由是還不成熟。但等離子體所有位叫畢延芳的老同志聽了洪先生的建議，積極開發高溫超導電流引線，而且在EAST上用上了，后來中國加入ITER計劃，并建議ITER用高溫超導電流引線，ITER組織也是因為中國用了才修改了原來的設計。

?洪先生也是一個勇于承認自己錯誤的人，即使過了很多年他意識到自己的不對，也要當面來認錯。記得他對一位科學家有些看法，多年后發現有誤，因為是跟我談及的，所以他特意跟我說：“我以前跟你說的，全部收回”。最近聽趙忠賢老師說洪先生也去跟他為一件他們曾經爭論非常激烈的事承認錯誤。還有他90年代的一個博士生，做磁致冷理論方面研究，6年多沒畢業，到了2013年洪先生反思認為是他給選的題目沒選好導致的，讓我告訴那位早就出國的學生，他對不起他。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很多，我想這幾個事例已經可以說明洪先生的“君子氣度”。

8、情懷

晚年的洪先生在物理所住了5年多，這段時間他經常在物理所院子里曬太陽，說方便看到一些熟悉的人。有一段時間沒見到趙忠賢，得知他生病了，洪先生非常著急，讓我趕緊去了解情況。2017年趙忠賢去醫院看望他，當得知趙老師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后，在病床上拉著趙的手開心地笑了。因為他們師徒二人自1960年代一直堅持做超導，在超導領域趙忠賢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洪先生是欣慰的。這和趙忠賢青年時代就專注超導是密切相關的。我查到洪先生1965年的工作筆記，當時洪先生是物理所五室主任，下轄若干小組，100多人的隊伍，洪先生兼任505組組長，僅505組就有24人，這個組專攻超導薄膜，目標是超導計算機。洪先生設立了一個“核心組”，當時趙忠賢剛大學畢業1年，就被納入5人“核心組”成員，是最年輕的。前幾年半導體所王啟明、中科大張裕恒、電子科大陳星弼、物理所張殿琳、理化所周遠等都跟我談起當年洪先生指導他們科研工作的細節，認為他們能在各自的領域做出成績，跟洪先生在他們年輕時給予的信任、重用和教誨是密不可分的。洪先生很善于發現人才，并大膽啟用，給他們壓擔子，對年輕人的成長是有益的。他是站在國家利益和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高度做事，這種家國情懷令人敬佩。王鼎盛曾拿了幾本莫奈等的畫冊讓洪先生閑暇時欣賞，洪先生兩次入住醫院前一直惦記那幾本畫冊要歸還給王鼎盛。

2017年1月，趙忠賢醫院看望洪先生

在物科賓館的5年先生對理論物理興趣依舊，自費訂閱的Physics Today雜志每期都仔細閱讀，有時晚到或漏寄了，他會很著急讓我想辦法弄到。他多次找理論物理所歐陽鐘燦討論學術問題，每次都要好幾個小時。在洪先生寫的碎片文字里有這樣一段話：“在MIT的收獲方面也孕育著對量子力學的草率理解，斷絕了我對新興固體理論的學習前途，我到90歲時，想學習遠離平衡態的熱力學、熱傳導已感到無能為力”。先生為自己沒能做理論物理一直感到很遺憾。但我知道糾結他一生的并不是這個，而是他年輕時沒能投筆從戎到抗日前線和對革命的追求。2010年在趙忠賢老師組織的祝賀他九十歲生日的學術會上他說一開始沒有報名參軍因為自己膽小，是個懦夫。他當年幾次從昆明去延安，但終未成功，他說是因為自己的膽怯。我們從他的同學吳大昌等先生了解到當年真實情況是一起去的人中，有人故意傳遞了錯誤信息說前面封鎖了，過不去了。洪先生的家國情懷是溶在他的血液中的。

9、廉愛

在國家困難時期，先生生活簡樸，非常節儉，但對困難職工他慷慨解囊，將省下來的工資幫助他們。“改革開放”后，他每次出國回來都把剩余的外匯交到院里，科研課題剩下的經費一律主動上交國家，復印資料要求大家正反面用，開會、評審從來都不拿任何專家勞務報酬。從每件小事上都能感受到他對國家的熱愛和責任。到了晚年，洪先生認為自己不能全時投入一線科研工作，主動要求降低工資，按退休人員標準發放。

李壽鵬從2011年開始一直護理洪先生，在洪先生心里，并沒有把他看成是個護工、打工者。他們按朋友方式互相照顧，也經常教李壽鵬一些文化知識。洪先生跟我說：“李壽鵬是甘肅貧窮地方出來打工，不容易，不能簡單地按購買服務這樣對待，他正處于壯年，本該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因為生活所迫，干嗎要犧牲自己的時間來陪我這樣一個老頭，你隔段時間要額外多給他一些錢，我走后你再多給他五萬”。

晚年他感覺自己時日不多了，趁著還清醒，把我和張麗萍所長叫到物科賓館，說要把他的存款、房子等給需要的人，交給所里處理。麗萍很為難，跟他說你的財產是夫妻共有財產，老伴還在，不能你一個人做主。

沒多久先生因肺部發炎住院了。2018年暑假，我突然接到湯大夫電話，說洪先生病危，這一兩天可能會走。我在境外趕緊聯系所離退辦負責人張彥去醫院，同時也在聯系改機票。張彥去醫院看后，打電話說讓我放心，不用急著回來，說洪先生雖然一直處于昏迷狀態，但當她跟洪先生說李來風過幾天才能回來，洪先生突然醒了，她判斷洪先生還能堅持到我回來。等我幾天后回來馬上去看他，先生睜開了眼，很想說話但又無法說出，我明白他的意思，他關心的是他走后別忘了兌現給護工的額外補助。我跟他說我一定會做到，他閉上了眼。幾天后洪先生永遠睡著了。那天是2018年8月19日上午10點10分。先生的生日是1920年10月10日。冥冥中我感覺先生沒有走，只是去了另外一個世界。

我知道的先生關心他人的事例真是太多，從普通的打工者、司機、退休工人到科研人員，他都是真心的關心和幫助，這些關心不是簡單地說說，而是都給出具體的實施方案。

他對自己卻很缺乏健康管理，能自己做的事他都自己做，不愿意麻煩別人，總覺得那是耽誤別人的時間，包括在物科賓館，90多歲了還自己洗襪子。我一般中午去他那里聊聊天順便吃午飯，只要他知道我要來，一定要李壽鵬去食堂買好吃的。我現在回想起來在先生晚年時候，有兩件事我很對不起先生，一是他在89歲時得了疝氣，每次都是我和劉大夫跟他去，有一次約好第二天陪他去檢查，但我臨時有事，安排一個學生去，過后我問劉大夫去醫院檢查的情況，劉大夫說洪先生決定不去了，說等我不忙時再去，我感到很納悶。現在想起來，先生可能是不愿意耽誤學生時間或者不愿讓不熟悉的人看到自己“查體”的狀況，我那時沒能理解他。第二件事也是在那段時間，他老伴身體不好，說以后就大部分時間在家工作，讓我給他弄個筆記本電腦，我考慮他就是打打字，就給了他一個舊的筆記本電腦，過了一年他跟我說可否給他換個輕一點的，這個電腦每次往返所和家提不動了。我現在真是很后悔沒能及時考慮他的需求。

10、感恩

總結一生的經歷，先生總是說自己是幸運的，在每個階段都得到別人的幫助。在他晚年寫的日記里，記錄了很多他要感謝的人的名單，包括他在國外的導師、合作者以及錢三強、彭桓武、黃昆等。他曾跟我說自己的幸運有三點：1）感謝留聲機/錄音機的發明，能讓他聽到300多年前巴赫，貝多芬的作品；2）有幸能夠和周恩來這樣的偉人處于同一個時代，并有幾次小范圍近距離地與總理交談和聆聽他的教誨；3）年青時代有幸讀到魯迅全集，對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精神尤為贊賞。與洪先生近30年的親密接觸，我真的感受到了他“清正剛直，愛國奉獻”的精神氣節。